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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九思的BLOG 的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地理距离上，我们离日本很近，如果从北京起飞，只要两个多小时。如果从辽东半岛的大连去日本就更近，一个小时就到了。就好像坐国内航班似的。从文化和一些表面现象看，我们离日本也很近。你到日本，到处能看到汉字，它的标识系统，你能看懂个7－8成，上洗手间、找楼层，你基本没有太大问题。你再去日本的寺庙，比如清水寺，基本和中国的差不多，抽签、打卦，基本都有，日本光在古都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庙有8000座。再看日本人，和中国人差不到，所以很多欧美外国人是把日本人和中国人混淆，常问的一个问题：Are you Japanese?

        但在内心，我们离日本却无限遥远 。 虽然你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汉字，但你根本听不懂日本人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所以我们交流还得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讲英文，就像鸡同鸭讲，很滑稽的一个场面。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具体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的特殊的历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在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的一本针对日本人人性的研究报告《菊花与刀》中这样写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于是西方学者认为日本是一个政治人格精神分裂型的民族和国家，不能以常理度之。

 其实，日本人是在用温和谦让、崇尚美感、彬彬有礼、能伸能屈、驯服、忠贞、勇敢、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来掩盖其内心世界的生性好斗、穷兵黩武、桀骜自大、顽固不化、不愿受人摆布、心存叛逆、懦怯、保守种种阴暗面。日本人的外在表现只是为了麻痹对手，使对手放松警惕，然后再给对手致命一击，当然，这种方式是有着很明显的赌徒心态的。外人如果不和日本人长期接触，很难发现日本人的内在本性，而被他们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就很容易上日本人的当。所以，当日本人处于弱势向强者学习时，别人不会提防日本人的野心而全力帮助，但当日本超过别人时，日本人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凶残、贪婪的对待曾经施恩于日本人的人。这一点可以从日本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前后态度上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因为日本人生存在几个狭小的岛礁上，所以岛国情节使得日本人的一切行为准则均是为了日本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日本人团结，一致对外，又因为日本人原来拥有的东西就很少，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很多，而任何白（抢）来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收获，这样就造就了日本人贪婪纵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强盗品性。

 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他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他的头像就印在日本的钞票上，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经是香蕉人：黄皮白心。我们中国人，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支那人，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落后的民族。看看福泽谕吉《脱亚论》所写：“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1894年甲午一战，开始印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真是一声叹息！明清的老祖宗们，真令我们后代脸上无光。 
        中国人去美国，心理上会很震撼，也很难受。勤于思考的人会扪心自问：一个5000年历史的民族，怎么和一个建国200多年的国家相差那么远，我们5000年不白活了？我们唐朝的GDP在哪里？我们宋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明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清朝的GDP在哪里？怎么都不见了？甚至，我们70年代的GDP在哪里？全部毁灭在我们自己人手里？为什么我们勤劳不致富？为什么我们学习不进步？我们的苦难，到底是内源性的，还是由于外患。

 在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比美国还要干净！全世界所有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去富士山的那天晚上住在箱根，也就是日本的农村地区，酒店门口就是菜地和一条小溪，道路也是特别齐整，溪流很干净，连道路的标识系统都很齐全。在日本感觉不到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日本的干净绝对是全面的干净，全国的干净，不像我们仅仅是中心区、面子区的干净。在日本就没有看见裸露的土地，全部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草地。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中没有灰尘，连他们的墙面和玻璃都是特别干净，汽车也很多，但是没有尾气，更见不到冒黑烟的车。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我们基本没有遇到塞车，因为在日本周一到周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板，都不开私家车上班，全部坐铁路和地铁上班，因为时间绝对有保证。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营业用车。日本的公共交通极其发达，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建成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今天都运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国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铁路新干线系统，效率非常高，他们的铁路像公交一样运行，和地铁、公交接驳得非常好，转车很方便。

        回北京后，我一直在思考日本的干净、有序的背后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公德心，所以我们乱扔垃圾。为什么我们乱扔垃圾？因为我们的眼睛里能容忍脏，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容忍脏，因为我们的灵魂能容忍脏。一个人能容忍办公桌上的灰尘，他就能容忍工作的不完美。干净和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和追求完美有关。一个人可以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但可以干干净净。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几十万人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网上还见到一个故事：一个国内印刷行业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春风得意。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得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这和国内印刷厂环境是天壤之别。当这个老板回国后，到处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为什么干净这么简单的事我们都做不好？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幼儿园不干净，小学肯定干净不了，小学不干净，中学干净不了，中学不干净，大学干净不了。这些人走上社会，社会也干净不了。
        再说守秩序。你若早上来到东京的地铁站，看见洪水般但有序的人流，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我们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仅仅是在嘴上讲讲而已，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也不过是写在墙上而已。我们都是一群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说”是专门用来让人看的。我们的党章写得多好，宪法写得多好，我们的政治科作业写得多好，全部是说说而已，很多是不当真的。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普通民众都不遵守红绿灯？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上层把宪法都不当回事时，你怎么指望这个国家的下层遵守红绿灯？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首先遵守。这一切的原因，追根朔源，那就要看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小胖墩。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日本的幼儿园特别干净，孩子一到幼儿园就要换鞋，不让鞋子上的尘土带进学校。日本的中小学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诫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日本很多家庭都有家庭记账本，家庭主妇不记账是不可想象的事。在超市买东西都是分单打印的，以方便记账。比如文具归文具、书籍归书籍、食品归食品，这样她们每个月就能做统计，家庭理财的概念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培养。在日本女人回归家庭，但是男人的钱袋却归女人掌控。每个月，女人给男人一些零花钱，但男人还有一些加班费可以做私房钱。女人回归家庭，如果再不掌控财政大权，这样女人就没有任何安全感，这样的家庭也不稳定，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日本的中小学特别重视动手能力，家政、缝纫、空手道、体育、兴趣班全部开设，心理辅导老师的导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问题，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日本学校还特别重视武士道课，他们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武士道馆，也经常有相关的比赛，他们认为，武士道课能培养孩子坚强的品格，永不服输的精神。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来日本之前，我也曾想：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 此次日本之行，找到了答案。就像我们喊了几十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却又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一样，单个队员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很远，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不远，但实际差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但生活品位却没有上去。国内很多老板能买奔驰车当座驾，但是永远不要忘了，坐奔驰的民族和造奔驰的民族绝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万人民币你就能买一辆奔驰S320，但你要造出同样价格性能比的奔驰车来，投资100亿下去，却未必能。 
        纵观日本历史，日本的改革开放是当年明治维新。1871年，日本派出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后来成为日本首相）为首的100余人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对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都会见了日本使团。日本人经过认真思考后，才真正启动明治维新，包括他们采用德国的宪法。今年是我们的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前也出了三次国。 第一次是去美国，卡特总统接待他，我想邓小平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毛主席讲得不对，美国鬼子不是纸老虎。 第二次是访问日本，坐了日本的新干线，他也一定感慨万千：小日本不可小看。 第三次是去新加坡访问，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原来是一个渔村，新加坡人都是渔民，很落后，我们经过20多年的学习西方，也能搞成这样，中国有很多人才，如果改革开放，一定会比我们进步得更快，。邓小平回来后下定决心搞改革开放。他后来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他内心的大实话。就好像要拆一栋旧楼建新楼，旧楼还没有拆，就在旁边盖新楼，新楼的图纸还没有设计完毕，就开工了。结果旧楼和新楼交叉在一起，怎么拆旧楼也是一个难题。 
        面对今日的日本， 我们一定要虚心，我们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但今天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的心态要归零，一定要把大中华、小日本两个概念先去掉，这样才学的快，超越的快。我们在说别人长处和我们短处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自卑，而是表达我们的自新和自强。祖上的光荣不讲或少讲一些也并不表示它不存在，而且一个民族的自信也不能建立在祖上的光荣上。我们不自卑，也不自负，我们脚踏实地，虚心学习，勇于创新。 
        我们今天的心态决定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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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九思的BLOG 的 日本人为什么长寿？

        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人的长寿与否，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国家的综合实力、遗传、卫生保健、饮食结构、空气水质、性格心理素质等因素。很难想象战乱不断、贫穷落后的非洲能够出现大量的长寿人群。中国目前正举国迎接北京奥运，后年还将迎来上海世博会，可以说中国进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可是，在三四十年前，日本就成功举办了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日本在七十年代就跃居世界综合经济实力的亚军。由此可见，综合国力的提升是日本民族长寿的基础和最根本的外部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和结构，是日本人长寿的最直接的因素。

        日本冲绳是世界闻名的长寿区，而大宜味村则是冲绳的“超长寿”胜地。这个人口约3500人的村子，90岁以上有80人，个个身体硬朗，被视为日本第一健康长寿村。在104岁的奥村老太太的厨房，她的午餐菜单是：白饭、海带豆腐豆芽汤、苦瓜炒猪皮、盐煮鱼和蔬菜拌鱼干。每一种分量很少。走进其他老人家中后他发现，每家的餐桌都大同小异，豆腐、海带、鱼、蔬菜这四种东西永远是主角，只是做法略有不同。

        中国人提起日本菜的时候，想起的就是生鱼片、寿司之类的食物，可是实际上日本人并不会天天吃这样的食物。真正每天的饭食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味噌汤、泡菜，在东日本一带的地区不可缺少的还有由黄豆发酵而成的纳豆。可以说，真正的日本食文化就是发酵文化，而日本人的长寿，也和每天吃发酵食品息息相关。近年来，日本的科研人员经对发酵食品的长期研究及实验得知，它的真正魅力在于其有与药品媲美的奇特功效。故日本的保健医师们建议：现代人应该提醒自己每天摄取一种发酵食品，这样可以维持健康、促进长寿。也许是巧合，凡是以豆类为主食的国家里，人们患癌症及心脏病的几率确实都很低。豆类（尤其是大豆）是纤维素的最佳食物来源之一。日本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之国，这与日本国民的日常饮食里，含较多的大豆成分有很大关系。米饭和酱汤结合食用的“和食”基本方式，可使营养得到适当的平衡。因为在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部分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是不能在体内合成的，希望通过一种食品完全补足也不现实，但米饭和大豆制品（酱汤就是由大豆制成）相结合，可以达到互补效果。大豆含有丰富、优质的蛋白质，脂肪和热量却很少，也不会像肉类那样出现抗生素、疯牛病等问题。日本的豆制品种类非常丰富，除了水豆腐、新鲜腐竹外，调味的酱油、纳豆也都是豆类发酵而成。豆类含有丰富的赖氨酸，可以与米饭中的蛋氨酸相互补充，是理想的氨基酸搭配。

日本人的饮食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平衡。日本膳食的特点是食物种类多样而不偏嗜，每顿菜肴品种多，数量少。鱼、肉、蔬菜、豆类、水果和米、面，都用小碟、小碗盛装，花样繁多，这样每顿饭都摄入多种而且均衡的营养成份。在日本吃便当饭盒，里面米饭、面食、肉类、海产品、蔬菜和水果等应有尽有，但每样都只有一点点。 日本人崇尚科学的饮食习惯，采用了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质的膳食结构。调查资料显示，日本人摄取的油脂数量仅为欧美国家的六分之一，他们的饮食以大米、蔬菜、海产品为主，而且菜一般都很清淡，土豆、胡萝卜、洋葱都放在水里煮一煮，外加一小盒调料蘸着吃。由于在整个日本岛推广和普及了科学而平衡的膳食结构平衡的营养知识，日本国民高血压病、高脂血症、肥胖症、动脉硬化、冠心病及癌症等总体发病率与死亡率逐年下降。人体做到膳食的合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豆类等食品。许多人因不懂平衡膳食的重要性，仍在一边大把吃药，一边大口吃肉。许多常见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卒中、恶性肿瘤、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等的发生与膳食结构的不合理、营养素摄入的失衡有着重要的关系，故国人应当特别注意合理的膳食结构和营养平衡。

二是多食新鲜海鱼及其他海产品。日本人自称是“彻底的食鱼民族”，每年人均吃鱼100多公斤，超过大米的消耗量。日本人每年海产品消费量世界第一，除鱼虾蟹类外，还常吃海带、海苔和裙带菜等海藻类，海藻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食物纤维，是抵御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杀手锏。日本料理中的寿司是日本国民的主食，其主要成分就是米饭和紫菜。将海藻类作为主食天天食用，和日本人的长寿有着密切的关系。海鱼鱼油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降低血脂，保持动脉的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此外，经常食用海产品还可减轻体重，减少躯体臃肿。故我们应当创造条件多吃海产品，特别是中华料理食材中比较缺乏的海藻类食品。

三是少食。日本人的饭量比我们少得多，常常只有我们的一半，即使是干体力活的，饭量也比我们少许多。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日本人吃得少简直是个谜。每道菜的菜量极少。端到面前的小碗里面米饭和蔬菜都只有一点点，鱼、虾、蟹都只有二、三小块，汤里飘着几片豆腐，几叶小菜和一点海藻类…。研究证实，少食并适当控制食欲是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始终保持摄入总热量等于或低于消耗总热量。关键在于有规律地按时进餐，每顿要饥饱适宜,并将这良好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提倡限食长寿法并不意味着吃得越少就越好，正确的做法就是每餐吃六七分饱，在平衡饮食保持身体能量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减少糖分和脂肪的摄入量。适当节制饮食，是简便易行的健康长寿、推迟衰老的养生方法之一。

四是清淡。在食品材料的选择及烹调方法上， 日本饮食中普遍少油、少盐、少调味品，其饮食原则是尽量使各种饮食材料保持原味。另外日本料理也很少用煎炸、红烧等烹调方法，多用清蒸、凉拌、水煮的烹调方法。日本人的餐桌上，雪白的米饭、碧绿的生菜、红色的鱼片、橘色的胡萝卜，无一不清爽可口，而且尽量保持了食物的原汁原味。日本人吃海产品、豆制品和蔬菜并不像我们那样用大量的油爆炒和红烧，基本上是生吃或拌成沙拉。这种烹调方法可最大程度地提供丰富的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活性物质，减少致癌物质和自由基的产生，对健康和长寿意义重大。日本料理所选食品材料中碱性食品所占比例较大，酸性食品较少。

在饮食上，我想恐怕主要是这四个原因，使得日本料理成为促进日本人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追求健康长寿的人们，应汲取日本料理中的有益成分，不断改善自身的饮食习惯和结构，我想中华民族也会越来越健康长寿的。 

秦亡新论之第六章　秦始皇的蹊跷之死

关于秦始皇之死，史家大多都遵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即：“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将他死亡的原因，认定是毫无牵扯的自然死亡。然而此事真有那么巧吗？从现有资料看，第一个怀疑秦始皇属于非自然死亡的人是郭沫若。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秦始皇之死》的历史小说，认为谋害秦始皇的凶手该是胡亥。原因是他看出扶苏可能会被立为太子，手足之间为争夺皇位而杀兄诛弟之事，早已屡见不鲜！2003年12月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郝志铭先生撰写的《中外名人未解之谜》中，认为杀害秦始皇的凶手是赵高。理由一是：“扶苏即位将重用蒙氏兄弟，而他与蒙氏兄弟有仇”；其次是“赵高常随侍在始皇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要较胡亥方便得多。”当笔者重读秦史时，从其遗诏的内容和死亡地点上，发现蹊跷之处甚多，从查找的线索中，更看出了秦始皇决非自然死亡，而是赵高所杀的如下端倪，赵高当属杀害秦始皇的凶手无疑！

第一、从“遗诏”内容看：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以上十二字，即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的，秦始皇“临终”前给长公子扶苏的诏书原文。众多史家据此“史料”，都认定“诏书”虽短，但含意明确——即令扶苏接诏书后，立即将统兵之事，全权交给蒙恬（扶苏当时的职务，是代表秦始皇去前线监军的“钦差大臣”），马上回咸阳主持丧葬大礼。如此安排表明秦始皇已决定，由扶苏即位二世秦皇，否则是无此殊荣主持葬礼的。然而奇怪的是：秦始皇当时还没有死。此诏书若为“遗诏”尚且说得过去，而作为明发的诏书，其内容是说不过去的——人还未死，怎么可能就把“与丧会咸阳而葬”通报出去了？！据此可以推断秦始皇“临终”前在沙丘宫发出的诏书决非此诏！

第二、从死亡情节看：

秦始皇决定让扶苏为二世秦皇，他为什么不明说？而要绕一个大圈子，让别人去猜？显然他一定有什么难处！而恰恰就在此时，当赵高按他的命令，在诏书上钤好玉玺，正封装待发之时，秦始皇却意外地暴毙了！这事真有那么巧吗？别的话真就半句都没有吗？若非刻意安排，秦始皇身边怎么会没有其他人了呢？！

第三、从死亡地点看：

秦始皇是在成山卫病倒的（请参阅本文附图），按路程最近和路况最好的回归路线，车驾应由成山——潍坊——泰安——荷泽——开封——洛阳——经灵宝进函谷关后，由渭南直抵咸阳。可出人意外的是，秦始皇的车驾却不走路况较好的河南，而是在济南西北约25公里的平原津渡口渡过黄河（古黄河），在石家庄东北的沙丘宫停了下来（属河北省广宗县）。作为危重患者，秦始皇不走近道经河南返回咸阳。而是绕道河北，在实在不能再走的情况下，才停了下来。那么他要去哪里呢？这可是由成山经河北去上郡，找扶苏和蒙恬的路呀！他想去干什么呢？从遗诏中未能直表心意的情况看，秦始皇不顾疾病缠身，决然改道去找扶苏，一定有许多事要当面向扶苏交待，有许多话要亲自向扶苏说！

第四、长时期来，秦始皇受赵高的影响，因溺爱胡亥而未立扶苏为太子。此时却留下一道虽未作说明，但明眼人一看——特别是赵高——便尽知底里的“此处无银三百两”的诏书，这与改变行进路线联系起来，不就意味着他已在心目中，完全改变了先前欲立胡亥为太子的主意了吗？即改道意味着改立“太子”，而改立“太子”则从改道一事中表露出来了。秦始皇改变嗣立太子的主意，于满朝文武来说，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桩早就该办的好事了！可对赵高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更是死期即将来临的警示！因而可以认定，自改道决定作出的那一刻起，赵高不仅对秦始皇的企图有所察觉，更在思量着自己的应对之策，决心必要时先下手谋杀秦始皇了！果然，就在车驾到达沙丘宫不久，赵高经过通盘考虑，知道要杀秦始皇必须先把对秦始皇最忠，而且先前曾审理过他，坚持要判他死罪的侍驾重臣蒙毅赶走，否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于是便向秦始皇“禀报”说：臣听说关中的山川之神十分灵验，只要派最信得过的心腹重臣，代表自己去关中参拜山川之神，病就一定会好起来。被病痛折磨得不堪忍受的秦始皇，果然将蒙毅派往关中，替自己去参拜山神。赵高的第一个目的，就这样轻易地达到了。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对此事的记录是：“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返”。

若问秦始皇何以会在归途中改变立嗣主意，并促使他不顾重病在身，也要改道去寻找扶苏。笔者斗胆揣测：在归途中胡亥一定犯了一个，使他生气至只有让扶苏接班，他才放心的致命错误，否则是不可能如此匆忙地于重病中改变主意，一定要去找扶苏的！那么胡亥到底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使秦始皇如此地深恶痛绝至非换不可，而且要快呢？！由于马司迁对秦始皇为什么不走河南，而是改走河北（不可能一开始就决定由道路不好，而且还要两次渡过黄河的河北返回咸阳），留下支言片语。笔者根据史料提供的胡亥纨袴放荡的特点，推断：当秦始皇在成山卫生病后，侍驾重臣蒙毅为封锁病况，以免众臣不安而危及社稷，宣布了在返归途中不准串车嬉戏的命令。结果赵高却钻到胡亥的车中，与胡亥一起戏弄侍女寻欢作乐。此事被蒙毅发现并被拽出车外，以违令罪处以当众鞭笞。这件事使秦始皇既为失面子而深感痛心，更看出了赵高的卑劣与奸佞。想到让胡亥接班，大权将来就会落在赵高手中，从而感到危险就在身边，于是嗣立扶苏为太子的决心便终于定下来了！可是此时扶苏却远在长城工地，怎么办呢？

由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秦始皇不顾自己正在病中，便毅然改变行进路线，要亲自去找扶苏，向他当面交待后事。改变此一决定的地点，很可能就在泰安（请参阅本文附图）。然而仅此一改，尽管秦始皇可以不作说明或另找借口，但他的心思还是全被狡诈的赵高看出来了！

总之，舍近求远，绕道河北决不是一件孤立的小事。倘有对此说存疑的智者提问：再往前走，从石家庄或刑台不也可以去咸阳吗？笔者将反问一句：在秦始皇重病的时候，除他决定绕道外，谁敢选择舍近求远绕道河北，经山西返回咸阳的路线！更何况时值七月，黄河正处汛期，过一次都十分不易，还能无端地去折腾吗？此外，从本文附图中还可以看出，由沙丘宫经太原去上郡（今之榆林市西），几乎是在一条最短的直线上（路最近），因而更可以肯定，从平源津过黄河再到沙丘宫的路线选择决不是偶然的！从而也证实了笔者所提的“改道说”当属有理——即重病中的秦始皇并不想马上回咸阳，而是要急于见到扶苏，这与他的性格也是一致的！

第五、当秦始皇因病势沉重，实在没法再往前赶，车驾在沙丘宫停下来之后。重病中的秦始皇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尽管此时他仍在重病之中，却为如何给扶苏一道诏书，而又不让赵高看出真实意图绞尽脑汁。因为他知道扶苏与赵高长期不和，让扶苏即位，赵高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因此诏书必须写得较为隐诲，同时又要能说明问题，几经苦思最后才终于形成“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这传之千古的，但与秦始皇一贯的坚毅果敢，明确坦率的作风大相径庭的十二字诏书。并催促时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的赵高，加钤玉玺后，尽快发出！显然他也看出赵高对他的打算已有所察觉了。

正是由秦始皇亲自提拔的这位既是中车府令，可以常伴自己身边，现在又兼任了主管玉玺、安排符节等大事的赵高，早已从秦始皇改变进行路线中看出了他的打算。此时他接过诏书，只展眼一看便瞧出了秦始皇的真实企图。一开始他还未下定决心立即杀死秦始皇，而是建议他改诏立胡亥为太子。因为只要改诏，大权就在他的手中，何必再动手杀害这个当年曾吒咤风云何其了得！现已病入膏肓，眼看就要西归的、骨瘦如柴的病老头呢。然而使赵高大感意外的是，历来对他的主意几乎是百依百顺，完全听从的秦始皇，此时却坚毅地不仅不改，反而痛斥赵高悖逆篡政“逼朕改诏！”，赵高则大骂秦始皇“借刀杀人！”说自己以前曾多次为维护他的权威而得罪扶苏，扶苏即位必然诛其九族……在“我不杀你，来日定被扶苏所杀”的情势下，便猛扑上去，以“掩其口鼻”的手段，歹毒地将体质极弱，正大病中的秦始皇杀死于沙丘宫中，一场不见鲜血的凶杀案，就这样在时间虽短，但却紧张激烈、势如水火的斗争中发生，紧接着便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由于秦始皇系窒息身亡，现场既无鲜血，也无打斗痕迹，司马迁将秦始皇之死认定为“书已封，未受使者，始皇崩”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绕道河北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来看，特别是诏书用语隐诲，与秦始皇性格截然不同，和赵高的野心及其与扶苏的矛盾等问题串连起来分析，便可以认定秦始皇死前一定与赵高进行过一次势不两立的尖锐交锋，当赵高未能达到目的时，便以极残酷的手段杀害了秦始皇！秦始皇之死当属凶杀无疑，而杀害他的凶手就是赵高！

此外，根据事态的发展还可以断定，如果对“书已封，未受使者，始皇崩”反问一句：如果始皇不“崩”，赵高难道会束手待毙吗？由此引伸开去，哪怕到了上郡，赵高也是不会让他对扶苏说点什么的。从车驾改道的那一刻起，秦始皇的死就已经注定了，更何况他还把蒙毅远派关中，代他去参拜山川之神！

纵观我国，在历代亡国之君的身边，几乎都有一个祸国殃民的宦官！然而遍数这些看似地位卑贱的奴才，虽然个个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特权，但却没有任何一个能及得上赵高的才干和歹毒！说才干，他博学多才，能说会道，记忆惊人，字也写得很好；说歹毒，他不但以惨酷的手段杀死了秦始皇、杀死了扶苏、杀死了蒙氏兄弟、杀死了李斯、杀死了胡亥，还借胡亥之手，杀死了众多秦始皇的儿子和女儿（胡亥的哥哥和姐姐），以防止他们为嬴门报仇……最后还“杀死”了统一15年后的秦帝国。

沙丘政变得手后，胡亥果然被赵高扶上了秦皇的宝座。然而这位德才双缺的庸君，即位三年后还是被赵高杀死在望夷宫中！尽管胡亥在位的时间较短，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记录了他诛杀功臣、诛杀兄姐的许多罪恶。其中尤以修改刑律，“逼反”了陈胜、吴广；秦始皇下葬时，他以“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为名，让后宫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嫔妃，全部为秦始皇殉葬；以及下令“重建”阿房宫等几桩“大事”最为严重！

对于陈胜、吴广早有预谋的反叛与“修律”无关，“修律”也很可能是一桩牵强附会的假案（笔者不再赘述）。至于胡亥是否真下令，让后宫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嫔妃为秦始皇殉葬？始皇陵中到底埋了多少活人？对此，尽管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实证。但对一直流传于民间的“活埋了三千宫女”，“最少也有一万人” ……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根据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所说的“数以万计”，认为“班固的这一说法，有可能是贴点边儿的。就是说，为秦始皇殉死的人，大约有一万人”（《细说秦始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P264）。至于为什么会“大约有一万人”，该书在263页中，引用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描写的景状，为我们算了一笔细帐：

“在安葬秦始皇那已经腐臭的尸体的时候，胡亥说：‘后宫没有生过孩子的妇人，不宜放他们出去，应该让她们一律从死。’胡亥一句话，后宫的各类女人，便要全部为秦始皇殉葬。

秦始皇的后宫有多少女人呢？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不能用现在所能见到的明清宫殿形式来理解‘后宫’的概念。北京故宫的后宫，是一些连接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院落。可秦时的宫殿，我们说过，与此不同。根据唐代大诗人杜牧的描写，那是分散在‘三百余里’范围内的众多的、‘不知几千万落’的宫殿群落。而每一个群落中，都住着众多的女人。这些女人，有的是秦始皇原来就有的，有的是以后从民间征集上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他每灭亡一个国家，都要把那个国家国王的‘妃嫔媵嫱’‘辇来于秦’，就是都拉到秦国来，投入到他的这些宫殿中，成了他的女人。这些女人倒洗脸水的时候，渭水就会泛起油腻，她们烧香的时候，天空就会出现云雾。当然，这里有文学家渲染的成份。不过就一般的估计，秦始皇后宫的女人，也在三千人以上。那么，这些女人中有多少生过孩子呢？史书上说，秦始皇有二十个儿子，女儿数没有说。假定他有三十个女儿，并且每个女人生的孩子都不超过一个，那也至多不过五十个女人生过孩子，这个数不过是后宫总数的一个零头而已。他的很多女人，不但没有生过孩子，而且有人三十六年没有见过他，如果三千这个估计数不错的话，那么，被胡亥埋到秦始皇陵墓中的女人，差不多也应该是这个数字”。

如前所述，胡亥是否真下令让没生过孩子的嫔妃为秦始皇殉葬？殉葬的嫔妃是否真有三千人之多，尽管此时无据可依。然而笔者认为，以杜牧的诗作为据之不当，只要从“阿房宫”纯属冤案中，即可看出端倪来了！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除记述胡亥下令“重建”子虚乌有的“阿房宫”外，还记述了他在宫中“令教射狗马禽兽”。由于放纵游乐，以致闲养的人实在太多，导致咸阳的粮食十分紧张！于是他便下令：除让各郡县加快调运粮食外，咸阳三百里内的粮食，农民都要交公，私自不得食用。司马迁对此的原话是：“……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对于这些事之可笑，只要想一下秦始皇于郑国渠建成后，正是凭借着巴蜀和关中生产的粮食，组织了百万大军，发动统一战争的。胡亥尽管为养狗饲马，狩猎骑射，而养了一帮闲人，他们还能把关中产的粮食都吃完吗？！此外，这段奇文中说到的，名为保卫咸阳而调集的五万“材士”，只为“教射狗马畜射”有用得了这么多人吗？有那么多人，秦都咸阳还会连保卫仗都不打吗？

平心而论，胡亥虽有诸多不是，司马迁却不该落井下石，在他身上栽赃做假。第一，说他即位后，曾下令重建子虚乌有的“阿房宫”；第二，说他为贪图享乐而修改刑律，终于逼反了陈胜、吴广。把陈胜、吴广的暴乱说成是被逼无奈的“农民起义”；第三，说他下令“咸阳三百里内的农民不得食其谷！”然而，正是从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欲加之罪”中，使笔者看到了司马迁仅凭一己之口，即可铄金的能耐！

以上笔者在郭沫若、郝志铭二位先生探究秦始皇之死的基础上，以秦始皇并非死于河南，而是死于艰难地渡过黄河后的河北为据，除提出“改道说”外，更肯定了杀害秦始皇的凶手就是赵高！尽管对秦始皇的蹊跷之死，可能还会有不同见解，但在“改道说”当属有据的情况下，一个最最值得探究的问题是：秦始皇之所以作出改道决定的目的何在？以及找到扶苏后，会对他说些什么？对此，尽管史料中没有给出解答此问的任何蛛丝马迹。但笔者认为，这一决定与病中的秦始皇已认识到迟迟未立太子不妥有关。然而，皇位继承人的缺失已非今日方始，他何必急于现在呢？原来这内中还有着令此时的秦始皇心痛如绞的隐情！为解开秦始皇此时的心结，笔者认为还得从《吕氏春秋》中的两篇重要文章——即：“贵公”和“去私”说起。

在“贵公”中，吕不韦曾提出极具哲理的“公天下”的理论是：“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时还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在“去私”中，吕不韦还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意思是说：天无私覆盖着大地；地无私承载着万物；行其德而使万物（更包括人）得遂的国家，一定长久！又说：“尧有十子，不与子而授舜；舜有九子，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从秦始皇决不为无军功的众多子女，及后宫宠幸、宗室皇亲们牟取好处，以及对百官要求极严，提出并带头遵守极具人文哲理的“以法治国”，及“事皆决于法”的情况看，应该说吕不韦的上述观点对秦始皇是有一定影响的。对秦始皇“公天下”观念的形成，除吕不韦的上述文章外，商鞅等法家的有关论述，他也是一定知道的；此外，对秦始皇“公天下”观念的形成，具有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关三皇五帝“以天下为公”的传说——如：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洪水治服……秦始皇正是在这些文章和传说的薰陶下，在思想上萌生了“公天下”的意识，从而导致他哪怕在年近五旬（49岁多）的出巡东南前，也未立太子监国管家（长时期来，人们都说秦始皇因溺爱胡亥，而未立扶苏为太子。但从深层分析，这决不会是主要原因）。

如果上述分析并非毫不沾边的杜撰之词，那么秦始皇坚决改道的原因就应该是：到达上谷郡找到扶苏后，在既有雄兵，又有文武的情况下（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朝廷），将由他亲自主持禅让大典，将皇位让给扶苏。以这样的方式，既为后世立一位贤君，又抚平了停留在他内心深处久久难以忘怀，有愧于对爱子扶苏不公的许多内疚之情！从而可以肯定，秦始皇于重病中作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急于见到扶苏的艰难决定时，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也是和他的性格和行事既出人意外，又雷厉风行的作风相一致的），否则的话从地图上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由泰安改道去上谷郡的路程，几乎和由泰安去咸阳一样！如果不是心急似火，恨不得肋生双翅，早到上谷郡见到扶苏，并按他想好的计划，为后世立一位贤君，并对爱子表示歉意！他是完全犯不上，抛开平坦的大道去冒险渡河，走小路去上谷郡的。

对于笔者的上述分析，也许有读者瞠目诘问：秦始皇嗜权如命，他会将皇权轻易地禅让出去吗？几十年来，他连太子都不愿立呀……然而，笔者仍坚持“禅让说”决非毫无由头的痴人呓语。只是二千多年来，既无人指出改变返归路线的不循常理；更无人指出其中暗伏的玄机。如果（现在只能说“如果”）秦始皇死在沿河南返咸阳的大路上，不论他死在河南的某地，还是进函谷关后的关中地区，不仅他身后将会少受许多折磨，以至驾崩两月，尸骨都烂了才下葬！更何况有蒙毅等大臣在身边，即使赵高想搞阴谋，得逞的可能性也一定是“零”。笔者信笔至此，才猛然感到《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在沙丘宫写的那道“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的诏书，应该是他在改道前就写好了，以备万一时用的（笔者特注：此“诏书”中的“与”字，当属“已”字之误，而“与”“已”音近，意却大不相同。许多版本的《史记》都用“与”字，不知源头错在何处？秦始皇在沙丘平台要写的话，也只会是：因病势沉重，要扶苏尽快赶来……之类（如果扶苏一旦到来，赵高肯定是受不了的）。结果“书已封，未授使者”，秦始皇就“崩”了。因此，所谓赵高“改诏”，实际上只能改内容并非“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的它“诏”。而此时所写的“诏书”，并未被司马迁收录于《史记》中。赵高以其奸侫的胆识，在识破了秦始皇的用意后，不仅杀害了秦始皇，还以改写的假“诏”害死了扶苏和蒙恬。至于说秦始皇因嗜权如命而未立太子，甚至求仙寻药，欲一直把持皇位直到永远的观点，即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为求得不老药，秦始皇甚至痴迷至“自谓真人，不称‘朕’”，并“避而不见大臣” ……都是说不过去的：第一，为死后作准备的骊山陵不但一直在修，而且要修得大、修得好，否则的话何必多此一举！此外，秦始皇在泰山封禅后的多处碑刻中，都写有“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会稽碑）“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梁父碑）……文字。文中的“后敬奉法”，“顺承勿革”，都是告戒后继者的既朴实，又充满深情的心里话。秦始皇既然怕死，就一定不会公然宣示，他寄希望于后继者的上述文字了。第二，不见大臣一二天尚可，还能长时间不见吗？第三，为建设世界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秦帝国，秦始皇以“夙兴夜寐，建设长利”(梁父碑)的精神，殚精竭虑地做了那么多极富创意的工作，取得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大量成果。有的成果还已成了推进华夏文明的正源而光耀千秋（《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的评语）！这不仅需要他个人的竭诚努力，也需要众多大臣的智慧。他能事前不与李斯、蒙毅等大臣商议。之后，还需要“诏告天下”，让大家贯彻执行……他能“不见大臣”吗？文献证明：秦始皇的勤奋，连咒骂他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此外，凭常识可知，如果仅用嗜权如命来解释秦始皇未立太子，也是说不通的。不争的事实是，太子仅为储君，并无实权。国王（或皇帝）若不“驾崩”，哪怕作了几十年太子，他也是没法接班的！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与祖父安国君的关系就是此论的实例。按推算安国君赢柱，14岁左右就被立为“太子”，可由于形势复杂，与六国争斗尖锐，秦昭王偏又高寿，致使安国君作了30多年太子后，直到53岁时才得以即秦王位。登基一年零三天后，被残酷地折磨得老病緾身的他也“崩”了。所以，如果说秦始皇因嗜权如命而不立太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分析至此，秦始皇以“公天下”为指导的，不立太子的原因，即：他将仿效先贤，为后世禅让一位贤君的设想，不是已经很明白地摆在那儿了吗！

最后笔者甚感遗憾的是，不论在《吕氏春秋》，还是在商鞅、韩非等法家著作中，从未见论述“定一尊”之后，还得加强军队建设。否则的话，如果只有一手“硬”，是一定会被政治对手扳倒的文章。以此为据，对照秦之所亡虽由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但治国理论尚不完全成熟——特别是对于比较顺利地荡平了六个都经营了数百年之久的诸候国的大秦帝国而言，应该是其主要原因的分析，显然是符合实际的（80余年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了荡平六国后，秦始皇曾“徙六国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可惜秦始皇当时并无此认识，否则的话只要采取哪怕平均每“国”强迁二千户，全国共迁一万二千户的措施（司马迁所记的十分之一）秦国也不会早亡。司马迁显然是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从而杜撰了若非仔细分析，否则便极难识破的此一“史”事。殊不知“十二万户”，涉及一百多万人口，而建都130余年的咸阳，哪里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接纳如此之多的移民，以及专为看管他们并维持治安的兵马！再说二千多年前，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一个也没有，从而清晰地暴露出了司马迁之不诚——参阅本书第二章“答友人的几点诘问”之四。由于在维护及巩固政权方面理论的缺失——即秦始皇虽有功超三皇五帝，建立大一统帝国直到永远之心，但却缺乏如何保卫大一统帝国的认识和准备。从而导致即使在极有朝气的贤君领导下的秦朝，也终于玉碎而亡了！所以，如果要说总结秦亡的教训，笔者认为这才是最最珍贵、也是最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在重大问题上，理论指导行动的重要性，是不容质疑的。

秦始皇在荡平六国、并实行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后。由于对不甘心灭亡的六国余孽仍在，秦朝仍时时面临被颠复的危险认识不够。反而以为此时的秦朝已经“灾害绝息”，从此可以“舆舟不倾”地“永偃戎兵”；一个“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会稽碑）的美好社会，也已经建设起来，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对于秦朝的早亡，笔者的友人曾以看似调侃的笑言，惋惜地说过：“好心皇帝犯了一个无可挽救的大错误！做了一件无可挽救的大傻事！在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秦朝终于不可避免地早亡了”。他所指的“大错误”是秦始皇忽视了六国余孽反叛的决心和能量；“大傻事”是指三十多年来把奸佞的赵高一直留在身边。其观点，笔者认为是可取的。

秦亡新论之第五章　关于“天降陨石”

近代科学已经证明，月球或地球表面的某些凹坑，都是被来自天外的大陨石撞击后形成的。然而科学也已证明，别说能将月球或地球撞击成坑的大陨石，既便是重量仅为10克左右的小陨石落在月球或地球表面上也是十分罕见的。由于陨石——特别是坠落速度极快的大陨石，撞击地球的机率小而又小，笔者过去也一直认为，这事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几乎没发生过！不料近来重读秦史，却吃惊地发现司马迁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大陨石撞击地球，但地球却丝毫无损的既奇又绝的故事——这就是发生在全国统一10年后（秦始皇时年49岁）的“有坠星下东郡”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此事的记述是：“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司马迁在这段长为60余字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事呢？第一，天象凶险，“荧惑守心”，预示着君王有难。第二，有流星下坠东郡（治所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县南），流星坠地成石后，黔首（农民）在上面刻了七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第三，秦始皇下令让御史赴现场了解情况，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秦始皇便下令将“陨石”附近的农民全部处死；然后放火“燔销”了这块“陨石”。对于“荧惑守心”，预示君王有难的真伪，笔者不多作分析。因为秦始皇毕竟于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年就过世了。而最最需要探究，也最最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是能让“黔首”在其上镌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的石头，是否真是从天而降的“坠星”？二是体积和重量都很大的“坠星”撞击地球后，还能停放在地面上让人去刻字吗？三是专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的人，能真是“黔首”吗？“地分”之后，重又恢复到诸候割据，战乱不断的年代，对“黔首”有何好处？对此，只要联想六国余孽绝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便不难悟出其中的奥妙来了！

然而，如同先前认可陈胜、吴广是“农民起义”一样，长时期来人们都从未把这件“坠星”落地并未入土，而且仅在一夜之间就被“黔首”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怪事，看作是六国余孽制造的攻击秦朝，特别是攻击秦始皇的政治谣言，同时还是试探能否举行叛乱的第二个政治信号（第一个信号是“水神的预言——即‘今年祖龙死’”；第三个政治信号是所谓“东南有天子气”）。其目的还是在于利用百姓迷信鬼神的心理，来制造混乱，动摇民心！有的专著可能是看到司马迁写了“黔首或刻其石”之后，便信以为真，附会将此事诠释为：这是“黔首”不堪忍受秦朝的压榨，而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愤懑情绪的一个实例。有学者在其专著中说：“陨石落地，要钻入地下很深，把它挖掘出来，再刻上字，这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天上落石，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很怪异的现象，都很好奇。因此，这件事是不会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秦始皇就是审问不出来，可见百姓的心齐。秦朝的严刑苛法，株连他人，百姓是不会不知道的。但是没有人揭发，直到他们全部牺牲，足见这时候的秦始皇不得人心的程度。”（《细说秦始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P233）。在这里虽把司马迁“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补圆为“陨石落地，要钻入地下很深，把它挖掘出来，再刻上字，这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然而这“钻入地下很深……不是短时间内所完成”的事，在作者的笔下还是“完成”了！此外，另一作者在专著中也说：“在陨石落地的当天夜间，便有人在陨石上刻下了‘秦始皇死而地分’七个大字，诅咒秦始皇一死，秦帝国将四分五裂而亡。”尽管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该书作者写道：“第二天天明，当附近百姓争相前来观看陨石时，发现陨石上的这7个字，便议论纷纷，并很快传播开来。显然，刻石者是利用百姓迷信鬼神上帝的心理，向人民大众传播秦帝国即将灭亡的预言”。在这里作者虽然没写，刻了7个大字的“陨石”会入地很深，（《秦始皇大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P210））。在紧接其后的文章中所论述的以下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即：“秦帝国境内的政治谣言，反应了六国贵族和人民大众的情绪和心声。但是，它的制造者属于被推翻的贵族势力，出于他们对秦国和秦始皇的刻骨仇恨。至于人民大众，他们所走的是另一条反秦的道路”（书名同上，P211。重点符号系笔者所加）。

“人民大众”所走的另一条是什么样的反秦道路呢？该书作者在其专著中写到：“至于当时走投无路的人民大众，他们则走上了另一条反秦道路，这便是董仲舒所说的‘‘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当时在繁重徭役和重刑之下，失去生路的百姓被迫亡聚山林，多得不可胜数，即所谓‘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汉书·贾山传》）。现举后来成为反秦义军的首领人物刘邦、黥布、彭越由亡聚山林揭竿起义的史实，以见一斑”（《秦始皇大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P212）。对此，尽管该书作者以董仲舒，贾山的言论为据，但笔者前已认定他们为证明“以汉代秦”的合法性，所编造的一切贬损秦朝的论据，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至于将刘邦、黥布、彭越称之为“义军的首领人物”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此事若不挑明，董仲舒等人编造的“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还令人费解，现在一经挑明，就显得董仲舒等西汉官吏攻击秦朝的言论，就全是一派胡言了！

此外，对于笔者认定司马迁记史不实的依据，还可从“坠星下东郡”，必然会引起郡县官员的极大关注中看出来。如此之大的坠星，“至地为石”后，哪怕再忙，他们也是一定会很快就亲临现场的。如果不得到他们应允及统一调度安排，不仅挖掘难以展开，刻字更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能刻“七个大字”的“坠星”进入大气层后，必然带着耀眼的火光，并以闪电般的速度划过夜空，猛撞地面！能量如此之大的坠星撞地，不仅会发出既令人心惊胆颤、也使得地动山摇的巨大响声。入地后岂能是立马就能挖出来的！对此，司马迁只说它“至地为石”，而没说它深入地下，为能实现连夜刻字埋下了玄机，实在是最“聪明”不过的说法了！然而，事到此处并没有完结。这就是笔者在第三章，即“秦始皇并未焚书、坑儒生”中提到的：由于“坑儒”也是一桩假案，公子扶苏为儒生求情的讲话，就更显得是一篇精心炮制的伪作，从而提出了公子扶苏不是因为替儒生求情，被秦始皇“逐”出咸阳，而是对“天降陨石”的看法及处理，与秦始皇发生冲突后，被秦始皇忍痛让他暂时离开咸阳的。

那么，秦始皇与扶苏在处理此一“陨石”坠地，并被“黔首”刻上了“七个大字”的突发事件上，会有什么严重分歧，以致秦始皇不得不采取让他离开咸阳的办法，来解决此一矛盾呢？对此，只要从《史记·李斯列传》中，赵高在胁迫李斯同意改诏，时所说的一句扶苏“刚毅而勇武，信人而奋士”（请注意是“奋士”，而不是“奋事”）的生动而准确地道明了扶苏的性格和才干的话语中，便可以推断扶苏对此事的性质及处理意见，一定比秦始皇的看法深刻得多！（这或许正是众多专家学者所一致认定，若让扶苏即位二世秦皇，秦朝不仅不会早亡，而且还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的依据）。按司马迁的记述，御史到场后，因问不出在“陨石”上刻字者为谁，秦始皇一怒之下，便粗糙地下令处死了居住在“陨石”附近的百姓。而扶苏却认为此一“至地为石”的“陨石”，决非是天上的“坠星”，而是六国余孽早有预谋地刻好字后，趁夜色的掩护从远处偷运过来的，由于放在野地里无人知晓，御史因而问不出结果。再根据“坠星”较大而搬运不易，加上刻字也非一日之功，而郡县官员对此却毫无所知！指出问题是出在秦国兵力不足，郡县更是人少事多，对如此大事竟然毫无察觉，以致使六国余孽的阴谋得逞。从而要求秦始皇颁旨征兵，以保卫家国安宁！

然而秦始皇却自信，在推行了一系列适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措施后，与当年诸候割据，战乱不断，血流于野相比，秦国此时正处在“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会稽碑）全国安定，万象更新的发展中。忽略了秦朝此时才立国11年，六国余孽还大量存在，因而未采纳扶苏的意见。于是父子间便在是否应该以征兵来维护社会安定及秦朝的长治久安？这一关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扶苏具有“刚毅而勇武，信人而奋士”的优点，在大臣中有一定威望。解决此一尖锐对立的办法，便只有让扶苏离开咸阳去上郡担任毫无必要的“监军”。而秦始皇果然就这样做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会稽碑》是秦始皇一生中所刻的最后一块石碑。此时距他驾崩已不到一年，而他对危险就在身边，仍浑然不觉。反而以为在他的“大治濯俗”之下，全国均处在“和安敦勉”之中！

此外，由于“至地为石”的“坠星”，只可能是偷运过来，放在荒郊野地里的。否则的话，撞击地球的巨大能量，早把附近的民房震塌了。司马迁说秦始皇“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石旁的“居人”应该是一个也没有吧？！

随着扶苏的离去，六国余孽精心制造的这桩“有坠星下东郡”的严重政治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尽管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于次年的7月14日死于河北省的沙丘平台。但是如果扶苏仍在咸阳的话，以赵高为主谋的“沙丘政变”，就不可能得逞！笔者信笔到此，猛然想到蔡东藩先生的一句名言：谁谓冥冥中无主宰乎？这“主宰”不就是面对大事决不含糊手软、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的明智和决断吗！秦始皇一生行事刚毅大气，创意极多。然而竟然因一念之差，做出了一件遗憾千古的蠢事，既害了自己，也害了扶苏，更害了秦帝国！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的那位智者所说的以下名言，于治国安邦来说，确实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由于“天降陨石”是紧接“坑儒”之后发生的大事。全国统一后，在人口和土地均已数倍或十数倍地扩大之后，在如何巩固新政权这一重大课题上，秦始皇仅在全国统一之初，采取了收缴散落的武器，铸造为十二金（铜）人之后，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再也没做这方面的工作。甚至对“天降陨石”这类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也未能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笔者从扶苏的性格及才干，以及之后便离开了咸阳等方面分析，认定扶苏在如何保卫政权此一重大课题上，一定与秦始皇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扶苏“刚毅而勇武，信人而奋士”，这话出自奸佞的赵高之口，足可证明扶苏的政治素质和人格魅力了！

综上所述，笔者除指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的“天降陨石”一事十分玄乎外，并以扶苏的性格和才干为据，指出了扶苏绝不会糊涂至全国统一九年后，还以“天下初定……”为由，去替“儒生”求情（这件事本来就是假的）。更不会因此而触怒秦始皇让他离开咸阳。从秦始皇让他去上谷郡“监军”来看，秦始皇对他的这位长公子的才干，应该说还是十分满意的。

此外，关于天降陨石的能量，笔者手中尚有一则发表在云南省《生活新报》上刊登的消息。说的是今年（06年）6月7日凌晨2时许，在北欧挪威的山区落下了一颗陨石。陨石多大没说，但能量却如广岛上的原子弹一般！由此不难想象，濮阳“坠地”的如果真是能刻七个大字的陨石，石旁还会有居人吗？！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始皇残暴地下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不也是一桩冤案吗？！

公子扶苏远赴上谷郡担任毫无必要的监军，秦朝的败亡由此走上了无可挽回的歧途！秦始皇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房地产支撑不起大国崛起

核心提示：正是由于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种种弊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促使中国打压房地产业，还鼓励巨额游资进入中国地产市场火上浇油，经济利益的诱惑之外，阻滞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战略动机也若隐若现。

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长11.5%。海外评论，中国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各地房价突破九部委的联合围堵，继续疯狂飙升。人们又纷纷评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关房地产业发展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纵观各方论点，大多都停留在经济层面。笔者认为，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攸关国家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如决定一辆汽车总体性能的是它的发动机 系统而不是外壳装饰；标志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是它的产业制造能力和技术研发水平。在以前，这标志的是工业化能力；在当代则是信息化程度。10亿条裤子和一架客机的价钱相当，但前者是落后国家后者是先进国家的标志。同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来说，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数个百分点，也没有靠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更有意义。

那些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是依靠工业化奠定的国力基础，争衡世界才赢得了今天在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地位，如英、法、德、美。而那些只靠倒卖别国原料或产品，以投机致富的国家，很快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如葡萄牙。西班牙原有着欧洲最广袤的国土，又最早从美洲夺得大批金银，国库充盈。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错失工业革命良机，结果也步葡萄牙的后尘昙花一现。近代史上的现代化国家，靠着传统产业革命，从而摆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未来的“现代化”国家，将取决于谁能从工业时代真正进入信息时代。

什么才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现在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何谓“支柱产业”？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工业体系的栋梁，能够支撑、拉动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以往的支柱产业是铁路、钢铁、石油、飞机和汽车制造业，现在是航天、信息产业。靠着这些“支柱”，美国现在几乎垄断着全球GPS、军火工业、客机等市场，以暴利支撑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全方位打造信息时代的全球帝国；日本是靠汽车、电子、光学和计算机产业奠定世界经济第二的基础，实现了国家复兴。韩国是将船舶制造业列为支柱产业的，以此为基础，现在韩国不仅在汽车、电子还在军工产业方面异军突起，准备争雄世界。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只有凭着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的信息产业，支撑和带动了当代大国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尚没有哪个国家凭借“盖房子”把国家带进现代化的神话。这是因为前者不仅带来产品，同时还刺激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形成获取巨大利润和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而房地产业的发展，能带动的相关产业只是煤炭、钢铁、土地的巨大损耗，进一步造成资源、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的支柱产业存在不掌握核心技术，即“空心化”问题，这不仅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将严重危及国家经济、军事和信息的安全。把凡是能直接带来短期利益的产业冠以“支柱”之名，真正的支柱产业反而被忽视。由于支柱产业“空心化”，中国已经为汽车、电器制造业送去了数不清的专利费。中国已经给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送去了上千亿美元。至于中国为军事现代化而购买的外国军备，耗费外汇也很惊人。一边对内竭泽而渔，一边又慷慨地给外国输血。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怎么能“可持续发展”？

从战略高度认识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危害

众所周知，出口、投资和消费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调查显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近年持续走低，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消费仍未成为经济循环的起点。人们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住房消费，这将对一般消费品有很大的挤出效应。一个人为了一套房子，要把积蓄和未来几十年的收入耗尽，他以后还怎么购买汽车、家电，还怎么用来再教育、投资创业呢？

整体是个体的放大，整个阶层都无力消费工业品和进行投资创业，怎样拉动国家其他制造业的发展？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为中国现代化埋下不少隐患。国家现代化的主体一是政府二是民众，国家缺了资源，人民没了钱，那我们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又在哪里？

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危害巨大，还在于腐败的滋生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使和谐社会建设面对巨大的政治难题。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出现十分明显的寡头现象，囤积居奇、圈地待涨、捂盘惜售比比皆是。一些地产商、地方官员、专家学者和个别媒体专刊构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尖锐的社会对立，埋下不安定的种子。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教训证明，巨大的资金掌握在少数寡头手里，一遇危机或其他风吹草动，资本将立即外逃，导致金融危机，贻害整个社会。

正是由于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种种弊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促使中国打压房地产业，还鼓励巨额游资进入中国地产市场火上浇油，经济利益的诱惑之外，阻滞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战略动机也若隐若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信息，上半年进入中国的热钱就达上千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中国房地产业。中国经济领域的疯狂投机，终于引来更大规模的国际投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外国资本的恶性介入，有可能会使正在走向垄断和失控的房地产业，成为一场全面洗劫中国社会财富的战场。

国家现代化发展要有整体战略设计

国家战略设计应该是有序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到底应该先工业化、信息化还是先城市化？美国二战后房地产业开始大发展。由于采取渔翁战略，美国凭着世界第一的工业体系大发战争财，富得流油。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对其他制造业的资金造成釜底抽薪，还引领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日本上世纪90年代，也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但之前日本已经在汽车、电子、造船等现代产业方面成为世界的佼佼者。

美、日的发展经验表明，房地产业的发展，应该在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之后，即在国家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有充裕的财力，民间有足够的财富，发展房地产业让人民安居乐业，方可实现社会繁荣和稳定。中国现在还远没有完成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型，人民也没有实现普遍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房地产业无疑显得太早，属于“抢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民众靠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加工工业，积累的一点辛苦钱，正常情形下，本应该以此微薄的基础，将此集中用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现代产业的建立发展，既可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同时也为下一步现代化跃进打下基础。新加坡、香港以政府提供廉租房为主的房地产业发展政策，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不久前英国宣布，将建300万套平价房，从而“既能满足民众对拥有住房的渴望，也能保障英国有更好的未来。”这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与实施“以人为本”房产政策之间的关系，很值得认真研究。

zt_痛哉！为什么汉族没有民族服装！—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荡漾着浓烈的讽刺意味!

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服装参加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的殊荣。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 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 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

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代开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将带您穿过时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赏汉族服饰的华美，再探华夏文明的源泉，领略中华文化的渊博，重温古国往昔的辉煌和骄傲，同时也将带您感受那曾经的耻辱与悲伤，体验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脉动，感悟汉族服饰所代表的气节和尊严、体会她的坚强和信念，以及她所属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今天、未来的命运、抗争和希望。

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称为“建洲女真”，剃发是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 卷三四 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 达海 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清太宗实录》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葵丑）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建洲私记》）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嘉定，因剃发被屠杀三次，史称“嘉定三屠”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江阴人民反剃发斗争。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为何如汉人的抵抗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明末朝廷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廷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思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清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此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腐败的明廷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绵绵青丝，使君多情，彤管在意，念念不停。

绵绵青丝以君多愁汉简在握喻我同俦

绵绵青丝为君多求钢刀在颈碧血长流　　――吴飞：《烦恼丝》

相应的，为了保证推行剃法令能够执行到底，满洲统治者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

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正式颁布的命令)，“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这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奸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纪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 “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纪事》）满载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go-vern-ment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 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 第20章第3节）。被满清杀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满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L J的兽行，更是人间罕见。（顾诚《南明史》第16章第1节）。

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许多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KB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除汉族外，满清也对其它民族进行屠杀，其中杀苗民一百万，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在漠北，把准葛尔蒙古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go-vern-ment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剃发、屠戮总是和奴役并行。

满清入关前后除了对汉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剃发易服和血腥屠戮外，还进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狱、保甲连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另外，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多尔衮不顾人民的死活，还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在这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满洲统治者不仅对反抗者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对已经顺降者也实施严格的管控，只要对剃发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头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

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满清法度的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

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颁诏云：“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顾诚《南明史》第六章第二节）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历元年）清寇攻陷广州时的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金　钱　鼠　尾

注：事实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剃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满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满清的剃发易服令激起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顺治二年十月，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清世祖实录》一[过滤词]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罢了。对孔闻謤，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

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己然剃发的满洲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洲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 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洲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洲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满清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皇太极总结以前辽、金、元的教训认为：游牧贵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很快淹没在汉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汉化”他们的装束绝不能改变，更重要的：胡服是骑射的必要，骑射又是武力精强的必需，武力精强才是一切殖民政权进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证！

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

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第二节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

从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至此已四十个年头，几乎两代人的时间。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满清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即杀 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 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仅此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 满清go-vern-ment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１７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 “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杀人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go-vern-ment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go-vern-ment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 满清go-vern-ment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隶！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杀；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对此，鲁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 ……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第四节　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和中国同处一个文化体系的朝鲜、日本，对满清中国的态度大为转变：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朝鲜李朝把满清视为犬羊夷狄，私下里，称清廷为“虏廷”，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王室的“反清复明”秘密计划》原载《世界华人》2004年第1期）

满清go-vern-ment自己呢？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俨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贵族接过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将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统统称为“夷狄”，真可谓“人不知自丑，驴不知脸长。” 至于胡服辩发，“强迫既久，习与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人人都拖猪尾巴，谁不笑话谁。

19世纪，这种封闭的局面，随着半殖民地的门户打开而开始改变，到20世纪前后，外出留学的清国留学生成为第一批剪辫的中国人。断辫的直接原因，无非是满清的辫子受到外国人的极端蔑视，甚至有许多留学生因为忍受不了“猪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学。1903年，留日的湖北学生组织出版《黄帝魂》一书，在其中的《论发辨原由》一章中，痛陈发辨之罪“凡我国人所到之初，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称，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枪毙轰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可谓受尽屈辱！并且认为，发辨之俗，极其丑陋“头剃其半，拖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更是大声疾呼：“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译言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邹容《革命军》第2章 革命之原因）

这就满清王朝带给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这一形象至今还定格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书和漫画图册里！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 1906年，清王朝“下诏”称，准备“仿行立宪”，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衣冠，拉那氏给“皇族内阁”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的旧事又被提起“辨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奴性”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猪尾辫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为什么不恢复汉人蓄发、束发，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文化传统？可能革命party人思想比较西化，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大概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落后、愚昧的象征，而予以抛弃。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party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装”。本来旗装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装，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装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装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装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装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装。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被丢进了的角落。

革命party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装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装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与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

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落地开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实际上，自从满清占据中国，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满清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朝鲜古称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武帝元封二年，定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唐高宗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称交趾，汉武帝元鼎五年，定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汉末改称交洲，唐初始称安南，置安南都护府，治地河内；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直属郡县，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自称“大瞿越国”。）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不过造型显得小气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存留。满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表面上，迫于清廷的淫威，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气，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265年。朝鲜人认为，满清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满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又痛心无比！

秦亡新论之第四章　秦始皇要建的是新都城

多年来，“阿房宫”建盖的规模之大，装饰之精美，用工量之多……早已成为天下尽知的秦始皇“荒淫残民”，推行“暴政”的典型实例。就连晚唐诗人杜牧都写了一篇《阿房宫赋》来凑热闹！然而，细究之下对于这件发生在全国统一9年后，秦始皇根据全国安定祥和，华夏腾飞之势已然显现，而咸阳更因商贸往来发达，农工兴旺拥挤，已显得很不适应的情况，明智地作出了兴建新的朝宫——即于渭水南岸，建造体现着秦朝欣欣向荣、形势大好的新都城的决定（这件事对分析统一后的秦国形势意义极大）。不料却被司马迁通过其生花的“妙笔”，又制造了一桩天大的假案！对此，笔者特将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原文抄录于下，并略作注释，以求教读者和有关专家。为使读者对司马迁混淆视听，记史不实的背景有所了解，笔者除已写明这事发生的时间是全国统一9年后外，尚请各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秦始皇提出此事的当年，廷议并完成的大事不止这一件；

第二，秦始皇此时的年龄为48岁（秦始皇13岁即位，此时已执政35年），距他50岁去世，只有两年的时间。而两年中最后的10个月他还不在咸阳。

第三，秦始皇对新建的朝宫要求非常之高。除将地点指定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外，对新朝宫与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宫，须建造往来方便的“桥”，更提出了“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要求。即要将大桥建造得象天上的“天极阁道”，跨过银河中的星汉，直达天帝居住的紫微宫一样！

第四，在通常情况下进行如此庞大、复杂的城建工程，从秦始皇决定实施之日起，他一定会指定专属大臣牵头负责。之后，便由此大臣出面招集专职负责设计、施工的少府多人共同研究，并深入现场选址后。提出新朝宫与咸阳既单独分立于渭水南北两岸，又往来方便，仍为有机整体的总体规划方案（我国的城廓建设，早在秦始皇出生前数百年的春秋前期，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总结了一套“筹谋在先，营造随后；布局高屋建瓴，设计精心周全”的科学方法。据此推断新朝宫的建设决不会草率为随意之作）。具体标示出新朝宫的主体位于何处？新朝宫与周围宫殿群的布局怎样（含先前由秦孝公、秦昭王建成的，供狩猎歇脚的章台宫及诸庙……）？连通新朝宫与咸阳的道路怎么安排？跨越渭水的大桥又建于何处……总体规划方案通过后，还将进行详细规划。这就是：殿宇楼阁建造成什么样？园林花圃、水榭池塘建造成什么样？跨越渭水的大桥又建造成什么样……如此之后还一定会经历数次反复修改，方案才能确定下来。由于新朝宫占地实在太大，这些事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是做不完的！如果就按一年计算，还没等召集匠人，备料施工，秦始皇的年龄就已进入到了49岁多。而恰在此时，他于49岁秋末冬初的10月离咸阳南巡，于次年的7月14日，蹊跷地死于河北省广宗县的沙丘平台。应该说秦始皇对自己的突然去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这一死，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危机，无才的胡亥哪里还有心思去管新朝宫的事。千百年来人们在关中的土地上，根本找不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阿房宫”的遗址。与笔者的上述分析——即 “新朝宫”只停留在规划设计阶段，并没正式动工兴建。从而认定是一桩假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秦始皇在上林苑要建的是“朝宫”——即：“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何谓朝宫？朝宫即是举行朝会、庆典和议决国家大事的地方。也就是独立于咸阳之外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决非仅是暂名“阿房”的前殿。可见此项工程的意义不论于秦朝，或是对华夏来说都是十分重大的。

道罢上述背景，笔者将把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当年秦始皇决定修建新朝宫的情况，原文照抄于下，供读者赏析。《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新建朝宫一事的原文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上述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中的文字，说了些什么大事呢？

第一，秦始皇下令修建了自云阳（位于陕西省淳北县西北）至九原郡（今之内蒙包头市）的战备直道（全长为850公里左右）。由于这是一条抗击匈奴入侵的调兵参战和运输给养……的重要道路，其标准之高，完全可由《史记》中所用的7个字，即“堑山堙谷，直通之”！令人惊叹地反应出来。中央电视台在制作有关此“直道”的专题片中，将秦始皇亲自下令修建的此一“直通之”的大道，评价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极其恰当的！

不难想象，为建成此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而“堑山填谷”，使其“直通之”，这在两千多年前将是一件何等困难的大事！由于工程艰巨，工期紧迫，秦始皇以举国之力调动数十万人上阵，齐心合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修通此850公里左右的国防大道，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在《史记》记述的文字中，司马迁却只字未提修建此直道的艰辛，及数十万人上阵的磅礴气势。从而使人以为这只是一桩无关要紧的小事，根本提不上口！而把规模庞大的“数十万人”共筑爱国路的豪情，转移到“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上去了。二千余年来，华夏子孙对秦始皇为巩固边防，曾下令修建标准极高的国防大道，几乎毫无所知。而对仅停留在规划筹备阶段，实际上却没有动工兴建的“阿房宫”，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于二千年不绝！

可以肯定秦始皇自决策之日起，对“直道”的修建，必然倾注了极大的关切！从而要求尽快、尽好地修通直道，当属他在48岁这一年中，所完成的最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也就在这一年，秦始皇还将新建朝宫的计划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并对新建的朝宫，提出了一些极富创意的具体意见，即“乃营作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由于新建的朝宫被指定在渭水之南的上林苑中（“上林苑”地区自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即被划定为王家狩猎场，是一片很大的地方）。经办的大臣和有关少府，就得深入到上林苑中去选择地址，然后提出在何处建盖新朝宫，方能达到秦始皇的要求？这决非是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得下来的！因为单纯只选一块建盖“前殿”的“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的地方并不困难，难的是要达到“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要求。因此这绝不是一桩一蹴而就，立马可成的小事，而是一桩份量极重，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大事。如果没有规划，别说上几十万人，就是上几百人也会因无法下手开挖，而乱成一锅稀粥！不难想象，如果按秦始皇的要求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建成新的朝宫，那么一片比两千年后出现的“北京紫禁城”，更加辉煌壮丽的宫殿群，必然巍峨地出现在关中的大地上。因为如果新朝宫一旦建成，秦朝的宫室都将迁往新朝宫。届时往来于新朝宫与咸阳的官民人等，都将通过“自阿房渡渭”的“象天极阁道”的大桥，这是何等壮观、何等美好的设想！可惜的是新朝宫尚未动工，秦始皇就蹊跷地过世了！令人更为遗憾的是，问题到此并没有划上句号，而是被司马迁以一句“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无中生有地把建“阿房宫”和骊山陵捆在一处。并还具体地编造出“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似乎新朝宫——即司马迁所说的“阿房宫”。已经在轰轰烈烈地动工兴建了，而对于总长为850公里左右的，以“堑山堙谷”的英雄气概，使其“直通之”的直道；司马迁本人也曾走过的直道，似乎不要人修，它自己就形成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秦始皇对新朝宫提出了许多建议，但却只字未提要修建城墙，并且未对城墙提出具体要求！众所周知，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卫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秦始皇难道会对此毫无所知？抑或是他不经意间的疏忽？！显然，这里面除反应着他对全国统一后形势的判断外，笔者认为，它还真实而生动地反应着秦始皇的坦荡和自信——这就是荡平六国后，他认为“天下”已经“和平”(琅玡碑)；战争的“灾害”已经“绝息”（东观碑）。从此可以“永偃戎兵”（东观碑）：可以“不用兵革” (琅玡碑)；可以“舆舟不倾”（会稽碑）地建设国家了。所以，秦始皇绝口不提新建的都城要修城墙，决非是他的无知或疏忽。而是他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必然结果。此外，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此时的秦朝已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盛世和最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史记》原文中的“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中看出来。如果秦朝不在四年后，令人痛惜地玉碎而亡。在“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峄山碑）的大好形势下。他所企盼的“黔首修洁，人乐同则”（会稽碑）的美好社会就一定会出现，人们就将在二千余年前的华夏大地上，看到一座充分体现着秦始皇睿智和胆识的既气势恢宏、巍峨壮丽，又四面敝开的新型城市！……

综上所述，笔者根据秦始皇提出此事的时间，指出了秦始皇当时的年龄及其第二年的情况，以及规划设计非经数次修改，决不会盲目动工……从而断定新朝宫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并没有进入到破土动工！退一万步说，既要修通850公里左右的国防直道，又要修建新朝宫及骊山陵，70余万人肯定是不够的。须知：以气势磅礴的“堑山堙谷，直通之”的决心，一年内完成850公里左右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这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了！

此外，笔者细读所引用的关于秦始皇明明白白要建新朝宫的文字后发现：从“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认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一段应属史实外。后面的文字味就变了——即：“阿房宫未成（请注意：秦始皇的原话是“乃营作朝宫……先作阿房前殿，东西五百步……”但司马迁偷换概念，改变名目后不是说新朝宫未成，而是说“阿房宫未成”！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秦始皇要建的新朝宫，被司马迁改为“阿房宫”了）；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于是立石东海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在这里司马迁除把秦始皇所要建的新朝宫，改成了“阿房宫”外，尽管他先说“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名名之。”后面则又说：“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新朝宫”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朝廷上议决的大事，“天下”怎么可能就会知道了！）。其中更还有：“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的具体数字，则是他为给人以“阿房宫”的真实印象，而反复强调、苦心杜撰的了。

根据司马迁的记录，秦始皇决定兴建新朝宫的地域，是在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方便的渭南“上林苑”中。司马迁为混淆视听而杜撰的“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的“关”，习惯上系指咸阳以东约300里的“潼关（若非“潼关”，此“关”何指？），这种在地域区位上完全是两码事的大谬，再一次证明，过去总以为不论什么事，只要出自司马迁的笔下，它就是最可靠的“史有明文”的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再说不论潼关内外，抑或“咸阳二百里内”都根本没有规模如此巨大的宫殿群）。

毋须讳言，不论从历史或是现实的情况看，每个国力雄厚的国家都会拥有宏伟、壮丽的国都，及相应的政治性建筑群。秦始皇于全国统一9年后，才做出在上林苑中建盖新朝宫的决定。而且他一定知道从决定做出到建造完毕，其间一定会有历时数年的时间。仅从这一点上看，秦始皇提出的时机和对新朝宫的构思，都是十分睿智的——提早了除经济能力达不到外，更因为须急办的事还多，他得先抓大事；提迟了既影响国家发展，更因为生命有限，此时他都已经48岁多了!总之，这件事从另一侧面还表明，西汉官吏把秦始皇骂为“宫室过度，耆欲无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的暴君（《汉书•晁错传》）是毫无道理的。

细究之下，秦始皇在位的37年间，除骊山陵已为人所共知，新都城仅提上议事日程外。他决定兴建并完工的仅有规模不大的信宫——即“天极宫”（很可能仅用于取代雍城宗庙。因规模不大，从未挨“骂”过）以此为据，他应该还算得上是一位较为简约的皇帝吧！

如今在我国，正面的东西恐怕是什么也比不是奥运了。“百年梦想”“千年盛会”之类的口号举不胜数，各种媒体为其造势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其中我见的最煽情的一句要算是“奥运，承载了中国人民百年的梦想，当我们感受美梦成真的艰辛历程，当我们历数中国迅速发展中的一个个里程碑，当我们面对这希望的圣火，我们能不为之感动、为之流泪吗？”

鄙人想说的是：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的梦想，而且我相信这也不是当前大部分中国同胞的梦想，当鄙人“历数中国迅速发展中的一个个里程碑”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把火，这把所谓的“圣火”，在鄙人眼里，其作用远不如烧饭的柴火。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改善民生，提高国力的科技含量，但是很遗憾，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圣人阶层至今仍未有真正施行。

我们普通平民究竟能从奥运中得到什么？奥运会历来是以城市为单位，诸如洛杉矶奥运会、慕尼黑奥运会，巴塞罗那奥运会，从来没听说过美国奥运会、德国奥运会或者是西班牙奥运会诸如此类的说法。国际习惯上，奥运会更应该由承办城市出钱出力来举办，过程的受益，自然也是无可厚非地归该城市所得；而我们面对的是，举国上下倾力促成奥运，可奥运的经济收入与我等“外地平民”何干？退一步，这些收入有多少会用到需要的地方？

早在几年前就开始造势，1000天就开始倒计时，这不免让人想起香港和澳门回归的倒计时。从重要性上讲，前后根本不具可比性。从申请成功后就开始折腾，4年的铺排就是为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运动会，为的就是能得到一个意淫的高潮。

据说是体育成绩能够振奋国人士气。没错，这一点鄙人也不反对，但要注意：当一个国家奥运的体育成绩能够与该国的国民身体素质成正比时，这些成绩才有意义。当年五环旗下的辫子鸭蛋无疑令很多热血国人痛如切腹，当中国人得到第一枚奥运金牌时，全国沸腾，而现在中国奥运金牌数量已经与美国所差无几，已经把东亚的日韩双雄远远甩在后面，甚至他们两者的总和也不如中国多，似乎是中国因此而到了世界之顶。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体育发展极不协调，金牌数量的增加速度不是建立在全民体质提高步伐之上。那么，有了这些金牌又如何？不是就有某奥运冠军沦落到食不裹腹甚至要卖金牌为生的地步吗？事实倒是金牌成了某些人的政绩工具和高升的资本。

前不久，台湾屡屡有动作，人们在讨论大陆会不会出手时，持反对观点者的一个重要参照就是今年有奥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相当有市场。鄙人不方便去冒昧地揣测领导人的决策思想，只是简单地感觉到，当一场半月都不到的运动会的地位足以与一个3.6万平方公里且处于咽喉要地的领土相比时，这个群体别想真正发展。

上届奥运会，雅典直到赛前几天才竣工，在嘲笑希腊人工作效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奥运会在人家意识中的地位，远不如在中国人心中的价值。就如同有个人经过拼搏，终于赚钱买了台“神舟”牌笔记本并自豪地眩耀：我终于有笔记本啦，可与其同时的另一人早就用的IBM，而且对后者言仅仅是个办公用品而已。一件别人眼里早就很一般的东西，自己得到又高兴个什么劲？在前者高兴的同时，我看到的是悲哀。可惜，这种声音不能存在，这种意识也不能占主流。

最后，鄙人想说的是，我的梦想只是中国科技能够迎送赶上，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在世界的地位与中国的GDP成正比，普通人的生活能改善，人们收入不但均值提高，更重要的是方差减小。